文摘

书摘

但不管怎么说，卸去了这些重担，我心里轻松了。我又开始过那种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愉快的生活了。慷慨好客的纽约上流社会，对我殷勤备至。在我所住的里茨饭店里，我经常接触到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。整天里，邀请我的电话铃声不断地响，种种节目把时间都给排满了。

访遍了纽约的上流社会，我更有意深入格林威治村的生活，那里聚集着作家、艺术家等。在追求知识方面，我和格林威治村人志同道合。自从演轻歌舞剧以来，我就看了好些书，只是不曾精读。我看书看得很慢，并且只是随便地浏览，一经熟悉了一个作家的风格和主题思想，我就会对它失去兴趣。

我本来打算在纽约多待一个时期，但我要赶快为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拍完合同中规定的影片，好开始给联美公司工作。在纽约过惯了那种自由、轻松、非常有趣的生活，现在重新回到加州，感到很无聊。

不久后，我获悉母亲的健康情况有了进步，现在战事已经结束，我派汤姆去英国，把母亲接到加州来。

我去火车站接母亲，我已有十年没见到她了，所以，看到她时我有点儿震动。她一眼就认

出了我和雪尼)看来她很正常。我们让她住在海边离我们很近的一所平房里，雇了一对夫妇替她料理家务，还请了一个训练有素的看护侍候她，我和雪尼有时候去探望她。

但现在有些很麻烦的事仍未结束：我还得给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拍好四部影片。影片拍到一半，我就再也没法集中思想了，当时我已经疲劳极了。再说，在过去两个月里，我一心只想去一趟英国，我太想念英国了。我吩咐汤姆收拾好我的东西，再关照里夫斯暂时关闭制片厂，让工作人员休假，我要去英国。

我坐上了“奥林匹克”号，本想可以轻松一下，可是“奥林匹克”号的布告板上公布了我去伦敦的消息。在横渡大西洋途中，邀请和求事的电报像雪片似地飞来，而且往后越来越多了，报纸也不断报道我的行踪。我们的船抵达南安普顿，我受到了南安普顿市长的欢迎，然后匆匆上了火车，向伦敦进发。

火车正进入伦敦市郊，我急切地向窗外眺望，又是激动又是担心。最后，我们的车开进了可以听见嗡嗡回声的火车站——滑铁卢车站。我走下火车，看见站台尽头挤满了被绳子拦住的人以及一排排的警察，一切都闹闹哄哄的，一切都显得十分紧张。我选了里茨旅馆下榻，一大群人等候在旅馆外边，我发表了简短的讲话。进了饭店，人群仍聚集在外面高声欢呼，我不得不几次走上阳台，像一个王公贵族似的，对他们的欢迎表示感谢。

我的房间里坐满了朋友，但我一心只想离开他们。那天下午，我推说要小睡片刻。他们刚一走，我就赶快换了衣服，我一心只想悠闲自在地去各处走走，在伦敦各地作一次巡礼，看看肯宁顿和布里克斯，看看波纳尔弄三号的那扇窗子，看一眼我帮着劈柴人干活的那个阴暗的木头棚，看一下我同露易丝和父亲一起住过的肯宁顿楼的窗子。

我到了伦敦，发现自己仍经常和一班好莱坞的朋友聚在一起，老是一些演员、画家和作家。我在盼望一些变化，想看到一些新面孔，我想利用我的名气到英国的上流社会看看，这并不是追求势利，只是想开开眼界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对现在的我来说并不难，最后，甚至连威尔

士亲王也邀请了我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进入上流社会，往往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情所促成的。我进入英国上流社会也是由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有一次我正在克拉里奇旅馆洗澡，我认识的拳击家乔治·卡庞蒂埃把我介绍给英国很有地位的菲利普·沙逊爵士。我和他的友谊从此开始，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的社交活动热潮开始低落了。我已经会过一班文人与名流，已经重游了我的童年旧地；现在，每天除了跳上跳下汽车，避开那些人群，看来已经没有其他事可做了。于是我决定抛开这里的一切，启程前往巴黎。我的这次启程，事先并未透露消息，但到了加来，已经有一大群人在那里欢迎我们。抵达巴黎时，那里也有一大群人欢迎我，并布置了警戒线。我被一些热情的人推着挤着，然后，在警察帮助下，几乎是被举起来塞进了一辆汽车。这样的接待虽然激动人心，然而，兴奋之余，我已筋疲力尽。

到达旅馆后，安妮·摩根小姐的秘书打来电话，问是否可以和摩根小姐见上一面。我搪塞不过，只好答应了。摩根小姐正在为重建战时遭破坏的法国募捐，她希望我能在特罗卡德罗举行一次游艺会，放映我的《寻子遇仙记》。同时还希望我出场，因为只要我露一次面，就可以多募很多钱。我原本只同意放映我的电影，而我不准备出场，但摩根小姐说可以为我授勋，这个条件有些让我心动，我跟她说第二天要去柏林三天，有事再通知我。

我到柏林后，柏林人对我的反应很有趣。我一到那里，就失去了一切地位，因为柏林还不曾放映过我的电影。此时的柏林满目凄凉，战败的气氛依然笼罩着一切。

这时摩根小姐的秘书打来电报，说报纸上已登出我将在特罗卡特罗露面的新闻。我复电说，我并不曾答应亲自去，现在为了不对法国公众失信，我要向他们说明真相。最后我收到了摩根小姐的电报，告诉我到法国后我定可受勋。于是，我在柏林只待了三天，就回到了巴黎。我果真得到了勋章，虽然那勋章是给学校教师的，但是受到学校教师的光荣，我已感到很快乐。

摩根小姐给了我一封情文并茂的信，向我表示感谢，邀我第二天去凡尔赛特里亚农别墅午餐。那次宴会济济一堂，来了形形色色的客人，只是由于忙着应酬，那天宴会上看到的一些事，听到的一些话，我已记不清楚。

第二天我的朋友沃尔多·弗兰克和领导法国新戏剧运动的雅克·科波一起来看我，晚上我们一同去看马戏，在那里看到了几个很出色的丑角。又过了一天，我要去伦敦参加菲利普·沙逊爵士的宴会。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，渐渐感到了闲散无聊，便想到要回美国，我现在已经可以满足地回美国去了。

但我仍感到有些忧郁，因为想到那些等候在车站欢迎我，深情厚谊使我难忘的英、法群众，想到我被从这些人身边推了过去，塞进了一辆汽车，而未能向他们亲切致意时，我就感到懊丧。这次重访肯宁顿路波纳尔弄三号，我总算了却一桩心事。现在我可以重新埋头工作了，因为，只有在工作中才会感到方向明确，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。

我回到了好莱坞，就去探望母亲，看来她很愉快，并且已经知道了我重访伦敦的盛况。我的经理里夫斯的太太很喜欢母亲，她告诉我自从我走后，母亲一直很健康，几乎不曾发过精神病。我虽然没有让她知道我的私生活，但看来她对那些事情都一清二楚．在我和第二个妻子发生纠纷的那段时期，她有一次下着跳棋时忽然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摆脱掉所有这些烦恼呢?到东方去一趟，好好地玩一下。”她也常常到贝弗利山我的住宅来看我的两个孩子：查利和雪尼。此后两年里，母亲身体一直很好，但是后来我拍《马戏团》的时候，获

悉她病了。我到医院时，她刚服了止痛药，已进半昏迷状态。第二天，我正在拍电影，接到通知，说母亲去世了。雪尼当时在欧洲，因为有病，不能来参加葬礼。我的两个儿子查利和雪尼，都在他们母亲那里，可我没法去叫他们。我把母亲葬在好莱坞的公墓中。

在好莱坞，我仍旧是那么孤独，我经常在自己制片厂里工作，难得有机会认识新朋友，只有道格拉斯和玛丽可以解除我的寂寞。他们俩婚后十分幸福，他们把家布置的富丽堂皇，仆人招待得非常周到，菜肴烹调得非常精美。讲到招待客人，再没有比道格拉斯夫妇更讨人喜欢的了。

……